袁先，曾用名袁兴先，笔名海潮，白枫。1921年1月17日生于山东省龙口市豆市村。1938年参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军区国防剧团演员、教员，胶东军区警五旅、前方指挥部、西海军分区宣传队长，三十二军文工团团长，第三野战军文艺科副科长，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文化科科长，总高级步兵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艺术室副主任，副军级干部。1984年9月30日病逝。
童年的袁先由于家庭贫寒，八岁时在别人的资助下得以到黄县经正小学读书，经正小学是教会开办的学校，这让袁先在小学里便初步接触到一些文艺、音乐等方面的知识。
正是这些最初的音乐文艺方面的知识，对童年的袁先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3岁时，袁先小学毕业了。此时因父亲的失业，家庭生活更加艰难，袁先无法再继续求学了，只好经人介绍去了烟台一家鞋铺当学徒。在这里，他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也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内心开始企盼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
1938年，抗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祖国的大好山河，全国掀起了抗日的浪潮。此时，远在烟台做店员的袁先听说黄县城来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时，便毅然决定参加八路军，跟共产党走抗日的道路，参军后的袁先因念书时接触过音乐和文艺方面的知识，这年正巧赶上胶东军区国防剧团刚组建，袁先便如愿地进了国防剧团。
生活虽然艰苦，环境也相当恶劣，但袁先如饥似渴地学习文艺理论方面书籍，他的刻苦学习精神给战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坚持自学。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有用的书籍，以便在工作间隙读书学习，汲取理论营养。他的忘我学习精神感动了战友，被他们誉为“嗜书如命”的人。就是利用战争期间这些点滴时间，袁先先后学了《音乐概论》、《和声学》、《对位法》等一些文艺理论书籍，阅读了《家》、《春》、《秋》、《雷雨》、《日出》等文学名著。这些文艺理论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为演技和创作的提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后来，他又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到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等人的理论著作，如饥似渴地攻读起来，这让他的文学素养和专业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参军的第三年，袁先便用他掌握的音乐知识创作了歌曲《牙山颂》。这是胶东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这首有着清新优美曲调、充盈着真情实感的作品后来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胶东解放区歌曲选》选中。
同年，袁先又创作了主题思想尤为鲜明的歌曲《为五期整训而奋斗》，以此激发战友们的斗志。1942年日寇在胶东实行拉网大扫荡之后，解放区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一部分人思想产生了低落情绪，有人甚至怀疑抗战到底能打多久？这时解放区非常需要一首鼓舞士气、清新明朗的歌曲。在一次雨夜行军中，袁先和马少波在行军中边走边咏，到达宿营地后便很快创作出了《天快明了》这首歌，并迅速传遍了整个胶东解放区。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到处都在高唱这首《天快明了》。这首歌格调清新明朗蓬勃昂扬，在表现部队行军途中告诉大家“天快明了，雨快晴了，目的地快到达了，”呼唤人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冒着风暴前进，前进。使苦斗中的胶东人民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鼓舞，成为当时激励人民将抗战进行到底的精神支柱。
这以后，袁先陆续创作了歌曲《仰望顶战斗》（1942年）、《迎接1943年》、《民兵进行曲》、《打得好》（1943年）、《爱兵模范于乐亭》（1944年）、《悼“4.8”烈士》（1946年）等许多歌曲，有的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解放区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
解放战争期间，袁先深入基层，收集了大量素材，并创作出版了报告文学《风波》，话剧《烟青路边》、《父与子》，秧歌剧《全家福》等。作为一名导演，他还导演了歌剧《白毛女》、《刘胡兰》、《三世仇》，以及话剧《抓壮丁》等。多才多艺的他还出演了许多歌剧、话剧中的角色。这些真实、生动而深刻反映了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和人物，都曾在广大读者和观众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成为胶东解放区战士和群众非常喜欢的文艺工作者。著名作家陈志昂在《略论胶东解放区的歌曲》一文中对袁先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肯定了他在胶东解放区的音乐创作上所占有的突出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袁先一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故事片导演工作，兼任艺术室副主任，并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参与或独立执导了影片《勐龙沙》、《碧空雄师》、《岸边激浪》等深受群众喜爱的影片。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响应中央首长号召，要拍气势大、意境高，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片。他不顾年已花甲，重病在身，积极承担了第一导演的重任，拍摄了大型革命军事题材故事片《风雨下钟山》。由于该片在艺术上有创新，有突破，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荣获1983年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解放 军总政治部颁发的首届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奖。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袁先以惊人毅力，忍受着剧烈的病痛，夜以继日的坚持工作，直到医生发现他全身多处骨质坏死，四根肋骨已骨折，再三督促他才住进医院。在病床上，他仍关心着影片的后期制作，不断提出有益的建议。他卧床两年，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从不悲观，还构思并口述了一个反映祖国医学事业的电影故事梗概，直至病逝，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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